離大譜，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對于“就業”的標準，竟然是如此之低。
根據統計局的最新數據來看，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16-24歲的青年調查失業率為20.4%，這個數字原本以為很高了，但當我偶然間看到失業率的統計標準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有工作的，或者至少也算是靈活就業者。
(相關資料圖)
5.1%的整體失業率明顯與我們的實際感受不同，而失業率統計失真的背后，原來還有這么多不為人知的冷知識。
首先，根據統計局的官方網頁來看，每周工作時間只要有一個小時，那么就會把你納入就業的范圍內，你就不再是失業人員。
而作為對比，美國每周需要工作15個小時才算就業，而法國則為20小時，我們每周只工作一個小時就算就業，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看，我的疑問其實很樸素，這樣的統計數據還有什么意義呢？
按照我們一般人的理解，統計數據是為了反映經濟當下的真實面貌，一份可信真實且透明的統計數據，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經濟當下所面臨的問題，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制定針對性的方針，從而解決經濟問題。
但如果，統計的方式本身就不那么透明，不那么真實可信，甚至標準本身就有問題，那這樣的統計數據背后，顯然對經濟政策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就業標準每周僅工作一小時之外，我們的城鎮失業調查也無法把因失業返鄉的農民工統計在內。
還有一個因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國內的靈活就業人口社保參與率很低，因此我們很難通過領取失業險和失業登記等指標去判斷真實的就業情況。
按照這幾點因素來看，如果我們的失業數據無法反映真實的社會情況，那么“民間疾苦”自然很難被相關部門真是了解，而這種信息上的不透明，信息的不對稱，也有可能會導致在執行層面和政策制定層面，出現“詞不達意”的問題。
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認為，16-24歲失業率20.4%，這一結果也不具備代表性。因為這個年齡段，特別是16-20歲，即便不升學，勞動參與率也不高，長期維持在18%以上，因此，16-40歲這個年齡段反而更好界定青年失業率。
根據王明遠的推算，在過去的疫情三年里，大約累計有1500萬應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同時約10%的企業在職員工失業，其中16-40歲失業群體約有2500萬。
此外，根據北大盧峰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至少有23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其中青年估計約1400萬，也就是說，疫情以來如果按照16-40歲這個標準來看，新增失業人口約5400萬人。
與此同時，在這些失業人口中，我們還不能排除部分靈活就業者，例如三年來滴滴活躍司機數量增加了1200萬，外賣騎手、快遞員、配送員增加了約800萬。
不過，預估仍然有一半、也就是2000萬人左右仍處于失業。這個人數約占16-40歲年齡段勞動力總量的6.2-7.5%。
隨著內卷的進一步蔓延和消費的恢復低迷以及經濟增長放緩，這幾年我們看到應屆畢業生依然在緩慢增長，這說明未來競爭會更加嚴峻，這也必然會導致未來幾年就業問題更加惡劣。
而要想解決就業問題，答案當然不在許多畢業生想象中的那樣，進入國企或者去考公，更不是分流到農村。
國企和考公，注定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本質上和高考類似，都是粥多肉少，根本就無法滿足龐大的就業需求。
而農村經濟規模也十分有限，全國農村經濟規模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只相當于10個華為、3個中石油、7個京東，因此最多只能安置幾百萬的高學歷青年人就業。
那么解決就業問題的答案在哪里呢？從歷史和數據來看，答案只能是在民營企業，從最近10年來看，國內的就業增量基本上都是民營經濟發展創造的。
如果民營經濟的環境受到制約甚至是被限制，那么必然會導致就業群體的困難。
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貢獻了60%以上的投資，70%以上的創新，以及80%以上的就業，如果民營企業不好過，那么國內的就業問題就會是大問題。
反過來說，今天國內的就業寒冬，本質上也就是民營企業“不好過”的一種體現。
因此，如果就業率不能真實地反映出一些問題，那么我們對宏觀經濟的好壞認知，可能也會因此而失真回調。
這就好比今天很多人覺得就業問題不大，失業率不高，原因也就在于此。
在今天，我們的數據需要更真實透明，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去正視一些問題，去解決一些問題。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內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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