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經以驚人的速度突破百萬，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已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雖然長期全球經濟未必會陷入“大蕭條”，但短期沖擊的嚴重程度已經是“短蕭條”。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短蕭條”， “授人以魚”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漁”的經濟刺激政策都很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
對沖疫情外部沖擊，本次中國救助和刺激的規模應不低于10萬億元。考慮到投資已經不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構成部分，且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大都市圈受制于城市化速度放緩和各項制度約束、鐵公雞為代表的老基建已基本飽和，而消費已經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中小民營企業和服務業是就業主戰場，經濟救助方向應該以中小微民營企業、出口和傳統制造業為主，而經濟刺激方向則應以消費、服務業、新經濟為重點。
疫情傳播的不確定性和全球經濟
這次新冠病毒的傳染性、變異性之強，引起的社會反應之大，遠遠超過2003年“非典”和百年來的所有普通流行病，其影響正在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受疫情影響，企業面臨的不僅有人工、供應鏈等供給沖擊，還有服務業和可選消費品等行業的需求萎縮，部分企業還面臨著現金流危機、債務危機，甚至倒閉的風險。
從經濟衰退程度看，短期嚴重性已超過2008年。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全年增長-2.8%。，歐元區-4.5%，中國經濟一季度GDP增速大約在-5%~-10%之間，不考慮政府新的刺激計劃的前提下，各機構對中國全年經濟增速預測已經從年初的6%左右下調到1~2%。
盡管短期沖擊力度前所未有，但造成這次經濟衰退的本質原因并非不可逆轉的供給過剩或不可逆轉的需求過剩，甚至全球經濟還站在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點，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是“大蕭條”，而是“短蕭條”。
雖然疫情的不確定性或許會延長經濟衰退時間，但畢竟疫情沖擊暫未傷害經濟運行機制，也未惡化經濟結構。對企業而言，雖然造成短期收入巨減、利潤惡化、甚至資金流動性困難和供應鏈中斷，但只要這種影響持續時間不長，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會受到傷害。因此，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趕在大批企業倒閉之前出臺足夠力度的對沖措施，減少經濟衰退，助力經濟早日復蘇。
各國救助刺激力度大，中國不會缺席
面對疫情沖擊和金融動蕩，各國雖然在初始階段都不同程度錯過了防控的最佳時機，但在經濟救助和刺激政策上卻很及時，力度也非常大。美國和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降息到零利率、負利率，提供無限量的貨幣流動性，所出臺的經濟救助計劃高達本國GDP的10%~20%。
其中，美聯儲兩次累計降息150個BP至零利率，推出無限量量化寬松政策，購買企業債券和商業票據，2萬億美元經濟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業和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經濟救助規模相當于GDP的11%;英國除了兩次降息之外，對企業和員工提供的經濟救助規模也占到其2019年GDP比重約為16%;澳大利亞的累計財政救助規模占GDP比重接近10%;德國的經濟救助力度最大，累計財政救助規模占GDP比重高達22%;日本救贖和刺激規模約為本國GDP的10%;法國救助和刺激計劃相當于GDP的14%。
雖然本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比歐美要早兩個月，但相對而言，中國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動較快，但是在救助和刺激政策上卻表現得更為矜持。雖然也及時降低了中小微企業的部分稅費，并采取了定向降準等措施增加了少量流動性，但總體救助和刺激力度暫時落后于西方各國。以上決策謹慎既有長期結構性考慮，也與國內批評刺激、批評放水等輿論環境有關系。
部分中國學者不僅反對中國刺激經濟，對于歐美出臺的一系列救助和刺激政策也評價不高，認為即便出臺了上述政策，2020年上述國家經濟增速仍然是嚴重負增長，股市也有可能繼續下跌。其實，就算是這樣，也應該積極評價上述各國政策，因為西方各國的對沖政策本來就是延緩經濟衰退、減少損失，如果沒有上述政策的及時出臺，經濟衰退和金融動蕩會更嚴重。
至于中國經濟，正常情況下可以提倡少刺激或不刺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面臨如此沉重的供給和需求沖擊，經濟依靠自身力量不但難以迅速恢復，而且若不及時出臺穩定和刺激經濟的措施，投資減少和消費減少形成負向“乘數作用”，股市下跌和信用收縮形成負向“金融加速器”作用，部分企業倒閉有可能引發債務連鎖反應……在這種極端情況下還沿著過去的觀念叫嚷著“不刺激”，就未免有些不顧及實際情況了。
還有學者認為，最困難的時刻還沒有來，因此出臺降息這樣的刺激政策未必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其實類似于降息這樣的政策，在任何國家經濟下行中都是逆周期調控的必選和首選操作。對經濟衰退初期出臺的任何政策工具都不能期待帶來立竿見影的宏觀效果，但卻可以增強信心、減少經濟損失，降低企業成本，潤物細無聲。其他與降息類似的政策工具也不應該坐等最困難的時刻來臨再拿出來，而是盡快出臺。
當然，對于刺激政策的各種擔憂和討論，除了造成了決策相對謹慎之外，其中部分觀點對于制訂更有效的救助和刺激方案也是有好處的，尤其是在如何兼顧長期與短期，兼顧總量與結構等問題上值得借鑒。3月2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已明確提出，要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相信在應對全球短蕭條的救助與刺激行動中，中國不會獨自缺席，仍將在全球經濟穩定中發揮積極作用。
救助和刺激規模應不低于
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短蕭條，無論是“授之以漁”的經濟刺激政策，還是“授人以魚”的救助計劃，都應該盡快出臺，一旦錯過最佳時機，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戶大量關門倒閉，再出臺救助或刺激政策，就會事倍功半。
考慮到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救助和刺激計劃未必要圍繞特定的增長數字目標，而是以確保經濟合理區間和就業穩定為底線。此外，應充分考慮到當前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和就業特點。與十多年前主要靠投資拉動不同，本次救助和刺激計劃應該放棄以投資和項目為中心的傳統做法，把重點轉移到救助企業、刺激消費方面。
第一，財政政策救助和刺激規模應不低于
為了對沖疫情的沖擊，歐美各國的救助和刺激規模都在本國GDP總額的10%到20%之間，這既體現了各國對疫情影響的重視程度，背后也必然體現了各自對疫情沖擊的評估，對中國的一攬子救助和刺激計劃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考慮到本次疫情沖擊造成一、二季度直接靜態經濟損失不低于人民幣5萬億元，對消費、投資和社會預期的動態負面沖擊更大，建議本次救助和刺激總規模以不低于10萬億為宜，占中國GDP不低于10%，不高于2009年的財政金融15%的擴張力度。
從救助和刺激方向看，十多年前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所以彼時的刺激計劃以刺激投資和出口為主;如今消費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占比60%左右、服務業占比53%，因此這一輪的救助和刺激計劃，應該是兼顧消費補貼、中小微企業救助、新產業扶持、智慧城市建設等全方位救助和刺激，而不應該只在新老基本建設投資上做文章。
在救助和刺激的分工方面，經濟救助政策應以受短期沖擊大而長期刺激無效的部門為主，比如出口部門、傳統制造業部門，對這些領域只能救助，幫他們渡過難關，而不能刺激，否則必然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對于消費、服務業、新經濟則可以采用更多的扶持和刺激辦法，以培育長期增長動力。
在涉及投資項目選擇上，不管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都應該根據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需要，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實事求是地擴大投資。當然如果能夠選擇類似于智慧城市方面投資乘數大、不帶來長期結構性問題的領域，效果更好。
在財政資金來源上，除了調高財政赤字率到3.5%、發行特別國債、擴大地方債之外，還可以要求煙草、金融等行業坐擁巨額現金流的國企大比例現金分紅，可籌集2萬億元非稅財政收入;還可以轉讓10%國有股權給社保基金并相應減免企業社保繳費2萬億元;還可以將部分國有房產資產證券化，將閑置的住房公積金全部發還給個人，甚至暫停部分一帶一路項目資金支援國內救助計劃，等等。
第二，貨幣政策要擺脫輿論包袱，盡快降息，繼續全面降準。
相對于歐美而言，雖然中國貨幣寬松的空間和降息空間都很大，但是由于貨幣決策部門背著“貨幣是否流向實體經濟”、“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種實踐、理論和輿論“包袱”，在這次全球降息中獨自缺席，貨幣流動性釋放力度也相對較少。事實上，面臨如此嚴峻的經濟“短蕭條”，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應該執行逆周期調控的本位工作，果斷大幅降準、降息，而不應該自縛手腳于“貨幣流向微觀機制改革”、“房地產調控”等。
中國多年的實踐證明，企圖短期從金融體制上改變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相對于國企、大企業的融資劣勢是不現實的;把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貨幣流動性割裂和對立起來也是不正確的;以“經濟下行過程中企業信貸需求不強”為理由而長期不放松貨幣，任由實際的結構性貨幣緊縮造成經濟下行，經濟下行再造成企業信貸需求減少……然后得出“經濟下行永遠不需要放松貨幣”的錯誤結論，更是荒唐。
既然多年執行結構性緊縮、探索“滴灌”的理想不達預期，那么就應該面對現實：根據“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水少小河干”的貨幣流向規律，只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普遍降息、全面寬松才能真正解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的融資難問題，并有利于降低實際利率，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
第三，盡快按下
由于前期疫情防控最嚴厲，所以一季度中國經濟受沖擊最大，但是如果短期防控已基本收尾以后卻不敢放松防控，那么中國經濟不但受沖擊大，且所受沖擊時間也將最長。
截至4月5日，在全國出現確診病例的337個城市中，已經有317個城市實現了現有確診病例“清零”，占比94%。以上大部分疫情“清零”的城市，包括上千個從未出現過疫情的中小城市，仍然以遠高于實際需要的標準在進行疫情防控。過度防控對于社會人群所造成的心理陰影和精神壓力嚴重影響了整體復產復工效率，經濟重啟難度很大。
對于那些疫情多日“清零”地區，除了保持防止境外輸入的重點工作，以及保留戴口罩這樣既社會成本低又無礙經濟復蘇的防控措施之外，對于那些不必要的出入管控，不必要的異地人員隔離措施、以及一些要求企業復工所必須報備并出具的承諾書等措施都應該盡快取消。
幾十年的改革歷史表明，中國很多行業的不合理的行政管制政策，大部分都是“短期供給約束長期化”的產物。此次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給約束”原本都是權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應該及時取消。不僅如此，還應該趁機全面減少各行各業行政計劃手段對市場的干預，消除計劃經濟遺留的“沙礫”，進一步放松對生產要素、對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約束，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滕泰系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原標題為《滕泰談救助與刺激：既授人以魚，又要授人以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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