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雍 黎 實習生 單倩瀾
我國城市數字生態發展如何？10月16日，北京大學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聯合多家單位在重慶發布《數字生態指數2021》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全面刻畫我國各地數字生態現狀，指出我國省級數字生態呈現出四型聯動的發展格局，包括全面領先型、趕超壯大型、發展成長型，以及蓄勢突破型。
各省數字生態分為四個梯隊
“目前，中國的城市數字生態形成了中心城市優勢領跑、臨近城市穩步跟隨、周邊城市活力初現的發展格局。”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張平文介紹，《報告》由數字基礎、數字能力和數字應用構成數字生態理論框架，具體由總指數和23項分指數構成，涉及2020年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包含港澳臺地區)以及300余個重點城市。《報告》總結了四型聯動的中國省級數字生態梯隊，包括全面領先型、趕超壯大型、發展成長型，以及蓄勢突破型，四個梯隊在指數得分上呈現均值遞減趨勢。
《報告》顯示，北京、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屬于全面領先型。該組別已經基本實現省內小循環的理想數字生態，總指數位居國內前列，分指數也齊頭并進。山東、福建、天津、湖北、四川、安徽、重慶、河南、陜西、貴州屬于趕超壯大型。該梯隊省份已經構建了一定的數字生態基礎，但在部分維度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山東，數字基礎和數字能力都比較扎實，如果未來能夠成功推動數字應用發展，將有助于營造健全的省內數字生態。
據統計，數字生態指數和3個一級指標(數字基礎、數字能力和數字應用)得分前十的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武漢、成都、重慶、南京、天津。這些城市的數字基礎、數字能力、數字應用形成了較好合力，沒有明顯短板，構建了較為健全的城市數字生態。
約1%的城市屬于能力驅動型
《報告》將中國的城市數字生態發展模式分為能力驅動、應用驅動、基礎驅動三種模式。目前全國僅有約1%的城市屬于能力驅動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屬于能力驅動型城市。這種類型的城市的數字能力指數位居全國前列，且各項一、二級指標無明顯短板，數字生態發展較為全面。
應用驅動型城市在數字產業、社會生活、數字政府等應用場景方面表現突出，以數字應用驅動數字生態發展。重慶就是典型的應用驅動型城市。天津、杭州、貴陽等城市屬于基礎驅動型，表現在數據資源及數字政策環境等指標得分較高，具有較強的政策驅動特征。
“不建議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所有城市數字生態建設的唯一目標。”張平文院士指出，一方面，能力建設是最困難的，特別是在數字能力領域，對于廣大驅動模式仍未清晰的蓄勢待發地區，應當重視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的建設。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數字能力的建設，擁有能力驅動型城市是國家級城市群成為經濟增長極的必要條件。目前，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已經滿足該條件，但是成渝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仍亟須建設能力驅動型城市。整合產業鏈與創新鏈是實現能力驅動轉型的重要路徑。
《報告》建議成渝相互借力，發展優勢產業。因為重慶和成都在智能制造和數字產品零售等行業上已形成創新和產業優勢互補的態勢，兩地今后可考慮在這些行業上進一步深化合作。同時，成渝應相互協調，建設人才匹配。如在軟件開發行業上，雖然會有競爭，但從崗位維度能夠發現兩地在技術人才方面也形成一定的優勢互補。建議成渝城市群未來發展中，在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的基礎上，根據職業崗位及人才隊伍的差異進一步加強建設人才匹配。
良好的數字生態有助人才建設
《報告》從創新、協調、綠色三個方面闡述了良好數字生態和高質量發展的密切關聯。在人才建設上，《報告》指出營造良好的數字生態有助于推動各地的人才建設，并建議人才建設應當順應數字時代發展趨勢，發揮數字化優勢。數字技術及應用推動人才供需匹配。數字技術不僅有利于推動各地人才庫的建立，更有利于了解人才的需求和不同時期的需求變化，更精準地為人才服務。
《報告》還指出我國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仍然不足，呼吁政府引導企業創新，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同時，協助中國的企業走出國門，融入和拓展國際市場。
“數字化轉型是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的重要路徑。”張平文建議，各地要抓住數字化機遇，提升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數字生態指數研究需要多方參與、長期迭代。
據了解，為建立合作共享、互惠共贏機制，北京大學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聯合企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等14家單位在去年倡議發起了“數字生態協同創新平臺”。今年，平臺單位已經擴充到了20家。未來，研究團隊將持續以該平臺為載體，聯合各方共同為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服務，為地方開展數字生態評估，為國家探索數字生態發展道路。
關鍵詞：
省市
實現
內部
小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