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一位社會學教授2013年抱怨女研究生的微博被再度翻出，在網絡與各大高校引發了巨大爭議。這位教授在微博認為“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說她們只是混個文憑而無心學術。
圍觀者圍繞原微博分成兩派展開罵戰，有人認為上述話語屬實，也有人認為這屬于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放在外國高校早就被開除了。拋開網絡上已經轉化成人身攻擊的討論，我們來看看中國女性到底在學界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又面臨著什么樣的困難。
盡管這位教授說中國的數據只有日期可能準確，但在女性的學術角色問題上顯然數據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幫助。根據歷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從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中國女性研究者在高校中總體所占比例由37.35%上升到了2015年的48.71%。從單純的數字來看，說女性不適合學術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實的。
那么是什么讓人們產生了女性在學術界地位弱勢的印象呢？從女性研究者各職稱比例來看，2015年，女性在中國高校中無職稱（54%）、初級（57%）和中級職稱（54%）三個等級上的數量都比男性要多，但在副高級（副教授）上男性研究者數量（55%）開始超越女性（45%），而正教授級別上女性的比例更是陡然降到30%。
也就是說，問題并非像這位社會學教授所說的“女生讀研后繼續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讀研期間也少有專心學問的，大多混個文憑準備就業”。事實是，在科研的初始階段（初級-中級職稱階段），女性有很強的意愿繼續科研道路，但社會固化的性別意識讓處于事業上升期女性面臨更大的來自家庭的壓力，相對削弱了她們能得到的學術資源和網絡，以至于在教授這一級別上女性顯著落后于男性。
這里也存在一定的歷史遺留因素，1984年女性在正教授中所占比例僅為5.75%，但隨著之后低層級女性不斷晉升，從理論上說近年來新產生教授中男女比例應該是不斷趨于平衡的。
但除此之外，更嚴重、直觀的問題顯然是學術界的性別歧視傾向。同為浙大教授的王立銘等人曾于2015年發布了《消失的女生：國內學術機構性別問題調查分析報告》，結果顯示有29%的男性受訪者認為學術界存在輕微或嚴重的性別歧視現象；而在女性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上升到58%。
這種歧視傾向不止出現在網絡上的粗鄙言論中，同時也存在于社會的整體環境：從學術界內的導師、同學再到家庭生活，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固化無所不在。從質疑女性研究者的研究能力（35%）、進取心（18%），到認為女研究者應該關注家庭而非科研（44%）再到性騷擾（11%），女性的科研之路無可避免地受到干擾因素的影響。
在教職獲得上，大多數男性（57%）和女性（83%）都認同女研究者更難尋找到教職。而在更隱性的方面，女性承擔了更重的家庭負擔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制度保障，而招生、招聘、學術分工和考核中存在的或明或暗的歧視都讓女性面臨更多的障礙。
在社會文化中，針對不同性別角色形成的不同期待與評價被制度化于社會機制的各方面，尤其是學校科層體制中，讓每一個女性研究者都難逃其擾。在這種更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將女性在學術界的弱勢歸咎于性別本身顯然是不合理的。一兩句所謂個人經驗和人身攻擊也從來不能認識和解決問題。
當你輕而易舉將女博士冠以“第三種性別”和“滅絕師太”的污名，嘲笑她們“沒人要、嫁不出去”的時候，你應該知道中國女性學術研究者的科研之路走的有多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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