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后，“房住不炒”定位如今已深入人心。
但近幾個月以來，樓市持續升溫，熱點城市房價的持續上漲，讓不少民眾疑問：有沒有辦法能遏制熱點城市房價上漲?
樓市熱度向二三線城市傳導
近日，“合肥+35歲”成為熱門話題。有網友表達了對于安徽合肥新房搖號資格“剛需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政策的困惑，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隨后回應稱，合肥市房產調控新政并未排除35周歲以上購房者的購房資格，對于35周歲以上具有購房資格的購房者可參加普通購房者搖號購房。
這其實起源于合肥4月6日發布的樓市新政，涵蓋了學位制、熱門區域二手房限購、熱點樓盤的“搖號+限售”等8個方面，其核心目的就是壓制合肥上漲的房價。因為合肥這個二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連漲了10個月。
“今年以來，一線城市紛紛加碼調控，樓市熱度有從一線城市向熱點二線城市過渡跡象。”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分析師陳霄表示。
“大城市房價高不可攀，不如轉頭去二線城市尋找‘巴適’的生活。”合肥正是二線三線城市房價持續見漲的代表之一。
《中國住房大數據分析報告(2021年一季度)》顯示，2021年3月，二線城市綜合房價環比上漲2.5%，上漲速度比2月增加1.6個百分點，領跑各能級城市。其中，寧波、東莞、杭州、西安、大連等熱點二線城市實現領漲。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分院院長張波表示，二線城市降溫難度較大，需要更多政策干預，預計二季度熱點城市政策從緊的力度會進一步加強。
房價上漲壓力增加，調控持續加碼
過去4個月，超強的政策壓力從一線城市開始，已經覆蓋到重點二線城市。
據機構粗略統計，截至目前，從住建部、銀保監會到各重點城市，年內限購、限價、限售(增值稅)、限貸等各類房地產調控舉措已經超過150次，各地政策核心聚焦在嚴查經營貸等違規資金流入、人才落戶、土地供應、整頓中介等方面。
同時，住建部今年以來已約談、督導和調研廣州、合肥、寧波、東莞、南通、成都、西安、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無錫、南昌等13個城市樓市調控，相比以往的樓市調控，實屬罕見。
梳理發現，這些城市基本都處于全國房價上漲的前列。如，3月份，北京、廣州二手房價格漲幅再次領跑全國，環比漲幅均為1.4%;其次為徐州、杭州、上海，分別環比上漲1.3%、1.2%、1.1%;福州和廣州新房房價漲幅則并列全國第一。
同時，住建部約談范圍“走大”也“走細”，從一線向二線乃至三四線城市擴大。監管重壓，地方樓市調控已精準到區，如廣州、上海、南通等城市提出“分區調控”“一區一策”。
除了加強對各地房價的監測，對有組織的炒房團進行嚴打也在進行，最近關注度頗高的便是“深房理被查”。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深房理被查”，對各類購房投資群和小區業主炒房群的震懾也不言而喻。
遏制房價上漲，有沒有好辦法?
“從短期看，嚴肅購房紀律和規范市場交易秩序是比較關鍵的地方;從中長期看，則要在土地方面積極供應，尤其是大城市，在土地總量供應和結構方面需要持續發力。”嚴躍進向中新網表示。
過去的十幾年，隨著房地產的火爆，賣地收入全部歸地方政府所有，進而成了許多城市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有些城市患上了嚴重的“土地依賴癥”。
格隆匯勾股大數據顯示，其統計的44個主要城市中，2020年高于100%的“高土地財政依賴”城市有20個，土地財政依賴度在50%-100%之間的主要城市有19個。
“在過去數十年中，這些急劇膨脹的‘土地政策’幫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起原始資本。同時，這些賣地收入支撐了中國幾百個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劉守英認為。
“但是隨著城市化速度下降以及‘以地謀發展’模式潛在的諸多問題不斷累積，土地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功能將不再繼續，新一輪的土地管理制度應契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化。”劉守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梳理顯示，2021年以來，“雙集中”土地供應制度已在多地落地，22城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制定對應的土地調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實施了土地限價，防止“土地面粉”價格上漲帶動“房屋面包”價格的上漲。
北京市住建委就披露，將構建“房地聯動、一地一策”機制，將房價引導前置到土地出讓環節。
“預計在金融政策和‘雙集中’政策作用下，各地調控不斷收緊，二季度房價總體將保持平穩，尤其是房價環比漲幅回落現象將更為普遍。”張波說。
在一些業內分析人士看來，4月份或成為樓市漲跌的重要節點。
“房地產調控工作沒有松懈空間。當前全國房地產調控基調是明確的，對各地政府的要求也是明確的，即‘扛起房地產調控城市主體責任’。”嚴躍進認為，及時發現房地產市場升溫苗頭、及時出臺調控政策，才能鞏固既有調控成果，同時促進市場后續的穩定發展。(左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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