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系統年內就信披違法已開出29張罰單 超七成涉及資金占用、違規擔保
本報記者 吳曉璐
4月4日，江蘇證監局披露對ST花王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因公司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占用，導致公司定期報告信息披露違法，公司以及公司實際控制人、時任董事長和時任財務總監合計被處罰390萬元。
(相關資料圖)
這是今年以來，證監系統開出的第17張涉及資金占用的罰單。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胡劍飛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情況的發生，往往都與上市公司“關鍵少數”，特別是控股股東、實控人的背信行為直接相關。通過持續完善法治供給，圍繞強化打擊“關鍵少數”背信行為和提升處罰力度，構建多方位法律法規體系，有助于從根本上遏制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為的發生，助力資本市場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
29張罰單劍指信披違法
今年2月份，證監會通報2022年案件辦理情況時介紹，“嚴打‘掏空’上市公司行為，辦理資金占用、違規擔保案件64件，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件15件。”
據國浩律師事務所統計，2022年上市公司信披違法罰單中，涉及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的分別有59張和41張，兩項案由是上市公司信披違法的前兩大事由。
《證券日報》記者據證監會和地方證監局網站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截至4月5日，證監會和地方證監局共開出29張信披違法罰單，其中涉及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的分別有17張和16張(有罰單同時涉及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綜合來看，涉及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的有21張，在信披違法罰單中占比達72.41%，超過七成。
談及近年來涉及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的罰單增多，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朱奕奕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分析稱，首先是上市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內控制度不完善，對控股股東、實控人的監督不到位；其次是信息獲取明顯不對稱，導致投資者監督困難；最后是部分上市公司想用較低的違法成本換取較高的違法收益，以掩蓋經營不佳的事實。
“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被查處的數量增多，這既是我國嚴監管和‘零容忍’的展現，也是個別大股東法治意識欠缺的體現。”廣西大學副校長、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胡劍飛亦表示，近年來，大股東及其關聯方通過資金占用或違規擔保侵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件頻發，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前些年通過大規模舉債投資上市公司之外的產業，希望實現多元化快速擴張或“賺快錢”，但近年來受國內金融環境變化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影響，部分前期杠桿率過高的大股東陷入嚴重流動性危機，不惜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或安排上市公司為其進行違規擔保，導致此類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呈相對易發態勢。
“面對這種情況，監管機構近年來持續加大對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的監管和處罰力度，并要求上市公司年審機構將該事項作為年報審計的重點領域，及時識別并揭示注意到的問題，這些都導致近幾年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被查處的案件數量較多。”胡劍飛進一步表示。
在處罰對象方面，上市公司和負有責任的“關鍵少數”同時被罰，但從處罰金額來看，實控人處罰金額往往超過上市公司。田利輝認為，“資金占用、違規擔保問題的根源不是信披不到位，而是公司利益的轉移和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侵占，處罰重點應該聚焦實際受益方和具體決策者。”
對此，朱奕奕表示，上市公司在承擔了賠償責任后，可及時、主動向“關鍵少數”追償，保護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合法權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應強化“關鍵少數”誠信義務
為減少上市公司“關鍵少數”舞弊風險，近年來，多部門持續發力，對存量力促“清欠解保”，扎緊制度“籬笆”遏制增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郭靂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民法典及擔保法司法解釋出臺，雖然明確了民事責任處理規則，但存量糾紛的處置仍需一定時間，擔保無效的法律后果也需在各方當事人之間具體分配。
朱奕奕表示，民法典以及擔保法司法解釋出臺以后，法院認定上市公司無須對違規擔保承擔賠償責任，債權人審查意識會有所增強，上市公司違規擔保可能會有所減少。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擔保法司法解釋對上市公司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但違規擔保往往會反映上市公司內控存在的問題，依舊是監管關注重點。
同時，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對資金占用和違規擔保打擊力度，是新一輪上市公司提質行動的重要工作。
去年11月份證監會發布的《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三年行動方案(2022-2025)》提出，“推動完善公司治理內部機制，強化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誠信義務，完善法律規則，加強責任追究。”同時，“嚴格防范打擊欺詐發行、財務造假、資金占用等違法違規行為，從完善法制、優化機制、強化發現查處力度等方面綜合施策，構建綜合防治體系。”
談及如何進一步推動完善公司治理內部機制，強化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誠信義務，朱奕奕認為，一是應當在上市公司治理的過程中結合公司實際管理情況適時的調整、完善內部治理、控制機制；二是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定期開展合規培訓，要求相關主體在工作中做到勤勉盡責，嚴格依法依規；三是加強公司運作中的監督和懲戒程序，對于違法違規行為及時發現、制止、補救并實施相應的懲罰。
“完善公司治理內部機制，強化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誠信義務，是目前公司法修訂的重要內容。”郭靂表示，而相關刑事法律中存在適用范圍不清、計算標準不明等問題，需要進一步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案例等方式，予以指引。
來源：證券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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